学术活动发布与订制系统

导言：针灸做为一种有着数千年历史的独特而古老的中国医术，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网络时代突然敲开了代表着主流（西）医学体系的美国医疗健保系统的大门。这只是历史机遇的巧合吗？或可解释为信息发达和民主制度？当我们看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由临床中西医师、实验医学专家、公共卫生和管理学专家合作完成的，符合循证医学金标准---高质量随机对照临床研究（RCT）报告在美欧权威性医学期刊上发表，和随之而来的铺天盖地的主流大众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就会意识到：针灸步入美国医疗健保系统的进程是严谨的当代医学发展的必然。这与中国中医针灸的近代研究（中西医结合）有何关联，对中国当代医疗模式与体系的建立有无参考价值呢？

2012年9月中旬，一篇题为《针刺（针灸）治疗慢性疼痛---逐一病例数据多元整合分析》的科研报告在 ARCH INTERN MED 医学期刊上发表，随即被美国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这是由Andrew J. Vickers 博士等人主导完成的一项超大型、高质量、设计独特严谨，得到多国多中心协助的关于针灸治疗慢性疼痛效果原始数据重整统计学分析报告。这份报告的核心意义在于，以充分的数据分析结果打破了“针灸镇痛有效，但仅仅是安慰剂效应”的迷思。此外，这篇报告为学术界、健保系统决策者、临床医务工作者（针灸专业和非针灸专业）、大众媒体工作者和广大患者带来了更多有益的信息和启示… …

医学发展的原动力始终来自于需求。作为医学技术受益者的民众，最关心的是疗效，而不是某一疗法的出处（实验医学抑或经验医学）；而作为知识，必须能用规范的医学术语进行记录、交流和传承；做为科学，必须经由科学方法的求证；作为当代临床医技，则必须被纳入医疗保健系统，能在完整的架构中运行。针灸作为一种古老的物理疗法，经过近半个多世纪的科学研究、技术进步和针具改良，已接近或达到了上述要求。完整的中医系统可否也走这条路呢？

在近代史上，只有中国长期并行着两个相对独立的医疗体系：中医和西医。两者间的争论甚至争斗从未停止过，几乎每一次都是中医受到西医的威胁，但也出现过多次紧密的合作。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西学中，七十年代前后的中西医结合等。而每一次合作不但没有矮化中医，反而使中医从教育到规范管理都得以提升，更产生了大量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和研究成果。无论是否接受“现代化”“中西医结合”之类的定义，中医对当代中国主流（西）医学的影响，和现代（西）医学知识技术融入中医体系的现实均无可否认。那么，中国现行的以中、西医并行为主调的医疗体系是否完善？是否安全高效？是否清晰便捷？是否有利于验证和推广中医的精华？是否有利于民众乐于接受的中国医保系统的构建和发展？将中医和西医临床医疗行为逐步纳入统一规范的可能性和时机存在吗？是否可以从全科医学开始，从症状诊断学和症状治疗学入手呢？

刘鸣医生毕业于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先后获得医学学士和医学硕士学位。在其30余年的医学临床、科研、管理和教学生涯中，经历和积累了丰富的跨学科、跨国界的学识与经验。刘鸣医师曾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胆外科医师，北京心肺血管中心-安贞医院血管外科和心血管外科医师，从事门静脉高压症、肝性脑病、布加氏综合症、马凡氏综合症等临床治疗与科研。曾在《中华外科学杂志》、《中华医学杂志》、《实用外科杂志》等期刊发表论文，并多次获得中国国家级、卫生部级和北京市科技进步奖和优秀医师奖。在医学实践中，刘鸣医师对中西医结合保持着极大的热情，并积极参与中西医的国内外交流活动。九十年代初期，刘鸣医师被抽调筹建国际诊所，成为北京地区首家由国内医务工作者自主创建和运营的涉外全科诊所--“北京香港国际医务诊所”的主要创办者之一，并担任常务副主任。该诊所不仅借鉴和采用了国际通行的全科/家庭诊所模式，而且融入了中国特有的中西医结合模式，为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全科/家庭医疗服务体系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益和社会认同。刘鸣医师曾任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和北京医学会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曾在《全科医学杂志》、“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等国内外专业杂志和国际会议上发表多篇关于中西医结合、中医及少数民族医学、全科医学和医学教育相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