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陳寅恪先師於馮友蘭先師《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三，特別提出『佛教經典言：「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中國自秦以後，以迄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且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兩宋〕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筆者一再反思，深覺兩宋新儒學之產生固然是近千年來思想史上的大事，但就全部傳統中國歷史而言，真正最大之事還應是秦專制集權統一郡縣大帝國的建立及其傳衍。從退休後二十年讀子、史的總感受中，筆者認為國史上的大事因緣應該是墨者竭忠盡智協助秦國完成統一大業，而本身卻消溶於時代政治洪流之中。
本文主要部分是從解讀《墨子》現存〈備城門〉等最後十一篇——遠勝於《史記》的第一性原始史料——重建秦獻公朝（西元前365-342）徵募重用墨者的史實和詳細論證墨者對軍事、城防、戶籍、連坐、初步實踐墨子〈尚同〉政治理念等方面的重要貢獻。這種制度史上的補闕工作對二千年來論秦富強一切歸功商鞅的看法，理應起些修正的作用。
此外，本文另一重點在試補墨學研究之闕：墨者钜子制的年代框架和墨學式微由顯學淪為絕學的主要原因。
敬請讀者原諒：本文隱喻式的大標題是在討論多方細節之後，為了宏觀透視纔毅然標出的，所以不能概括全文所有的論點。
筆者一向堅信，古代哲學、思想、學術史方面突破性的論述往往要靠制度史上深度的發掘。完成此篇常識邏輯式的論文之後，卻不由得對墨子及其忠實信徒非講一兩句純感情的話不可：墨者原有兼愛非攻無私救世的清補良藥，竟被時代巨變無情地化為本身生命的強酸消溶劑——這是國史和人類史上值得謳歌讚歎的永恆悲劇！
何炳棣教授简历
何炳棣，浙江金华人，1917年生，1934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师从蒋廷黻、刘崇铉、雷海宗、陈寅恪、冯友兰等著名教授，1938年毕业，旋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助教及教员。1944年考取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并于次年赴美，入University of Columbia专攻历史学，1952年获该校博士学位。获博士学位前已于1948年在加拿大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任教，1963年转往美国University of Chicago，1965年荣任该校James Wesffall Thompson历史学讲座教授，1987年退休，旋任美国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历史学杰出访问教授，1990年退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