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凝聚态物理非常薄弱，处于刚起步的阶段。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从本世纪开始，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涌现出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以国际前沿，甚至引领潮流的成果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这个近乎奇迹的“量子跃变”是如何产生的？我试图从个人的亲身经历回顾这个历史进程：培育研究实力的早期努力；“文革”的干扰和“幸存”的研究；改革开放和科学的复兴。科学工作者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历史的大环境，但重要的是始终坚持，永不放弃，时刻做好准备，在机遇出现时牢牢地把握住。科学知识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合作和交流是发展科学的必经之路。

个人简介：

于渌，1937年生，1961年毕业于前苏联国立哈尔科夫大学理论物理专业，同年回国到中科院物理所工作，1979年转入中科院理论物理所。1979～198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理论物理研究所作访问学者。1986～2002年受聘于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任研究员、凝聚态物理部主任。2002年10月全时回国工作，任中科院交叉学科理论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转物理所工作。1990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院士,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5年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会士（Fellow）。

于渌在强关联系统理论与超导理论、相变和重正化群、非平衡统计物理方法、低维量子系统理论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有四种中、英文著述，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从理论上预言含顺磁杂质超导体中存在束缚态，推动了杂质对超导体影响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参与周光召倡导的闭路格林函数研究，给出描述平衡与非平衡统计物理的统一理论框架。提出导电高分子准一维系统中孤子型元激发应满足的拓扑性边界条件。与郝柏林合作，用骨架图展开方法计算了连续相变临界指数，准确到小参量ε（ε＝4-d, d是空间维数)的3阶；与苏肇冰合作，发展黄昆的晶格弛豫理论，研究了准一维导体中局域性元激发的动力学和相关物理效应；用自洽方法研究了空穴在反铁磁背景上的运动；研究了超导涨落并预言电阻在转变温度附近有极大值；用规范场理论研究了高温超导问题；研究了低维量子系统中的新奇量子现象。 

于渌1987年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1999年获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2000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 经典引文奖，200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7年被授予美国物理协会(AIP)泰特(John T. Tate)国际物理学领导才能奖。